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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金融風險防控不能松懈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面對更加復雜、更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和環境,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切實維護金融穩定,為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啟動新航程奠定堅實的基礎,就成為一項重要而緊迫的研究課題。為此,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

  金融風險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

  《金融時報》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一些過去長期積累的風險逐漸暴露出來。在這一背景之下,中央做出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決策部署。如何看待和評價當前的金融風險狀況和形勢呢?

  何德旭: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2018年以來,金融監管部門和各金融機構多管齊下,全方位著力,加大對金融風險的控制和處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取得了較大的成效。大家應該還記得,2017年及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國面臨著非常嚴峻的金融風險形勢,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違法違規亂象叢生,金融結構失衡問題突出,各類風險隱患較多,金融脆弱性明顯上升。當時已經暴露出了一些較為明顯的風險點,比如,杠桿率過高和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風險、非法集資和亂辦金融風險、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產能過剩行業債務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信用風險、外部沖擊風險等。當時的一個帶有共識的判斷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金融領域尚處在風險易發、高發期,潛在風險和隱患正在積累,關聯性和復雜性增加”。經過兩年來的努力,特別是堅持結構性去杠桿、出臺資管新規、穩妥處置重點金融機構問題、有效應對外部沖擊、開展互聯網金融問題專項整治、加強和改善金融監管、加大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等,許多金融風險點得到了有效控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這也是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我國金融體系總體健康,具備化解各類風險的能力”判斷的基本依據。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這些金融風險點,并不是都得到了有效處置,有些風險仍然需要進一步采取措施進行防控和化解,比如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外部沖擊風險等。

  金融風險防控的任務依然艱巨

  《金融時報》記者:進入2020年,我國又將面臨一些新的挑戰。2019年12月27日召開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第四季度例會就指出,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國際經濟金融形勢錯綜復雜,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做好防控金融風險工作呢?

  何德旭:雖然在過去兩年里金融風險防控取得了較大的成效,我國已經具備化解各類金融風險的能力,防控金融風險有了較好的基礎,但對于金融風險,我們仍然不能掉以輕心,不能放松警惕,不能忘乎所以,尤其不能高枕無憂。

  首先,金融風險是金融市場和金融活動的內在屬性,金融活動就是自帶風險、經營風險,任何金融活動必然伴隨著風險,金融風險的廣泛存在構成現代金融市場的基本特征。所以,開展金融業務、進行金融活動,就要切實防范金融風險。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到的,防范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和長期任務。從道理上講,金融機構風險防范和金融體系功能發揮往往交織在一起,金融體系在發揮核心功能和派生功能時,本質上就是在經營風險和管理風險?;诖?,嚴格規范金融機構的風險暴露頭寸和風險承擔水平就成為降低金融體系內生性風險的微觀基礎。但是,從長期來看,防控金融風險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抑制金融體系的服務功能。這也就提出了,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并兼顧金融體系彈性、穩健性和效益性的更高要求。無論是對于金融機構,還是對于金融監管部門,這都是一大難題。

  其次,金融體系存在風險內生的動力,容易演化為相對獨立的風險產生、累積和暴露機制,進而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快速放大。特別是不斷的金融結構變遷,可能使得金融功能出現異化,金融體系風險內生性及其風險布局重構表現凸顯,并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比如,影子銀行的過度膨脹,使得部分金融業務或金融市場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形成部分金融業務弱監管或無監管狀況。再比如,資產管理業務的跨界經營,造成金融綜合經營模式與金融監管分業體系的制度性錯配。還有,一個時期以來的“金融空轉”問題,金融中介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更加緊密關聯且復雜的債務債權關系,等等,都會加大防控金融風險的難度。

  第三,我國現在面臨著不同于以往的新形勢。其一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相比,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下滑趨勢,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來保增長、穩增長。其二是隨著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場、外部環境的影響和沖擊。大家都看到,2018年以來,我國在金融開放方面出臺了多項舉措,開放的速度明顯加快、力度明顯加大、領域明顯擴大。雖然中美貿易摩擦達成了第一階段的協議,有了一個向好的方向轉化的跡象,但很顯然我們還是面臨許多不確定性。由此帶來的難題,既包括我國的金融監管能力和水平是否達到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也包括國際市場的波動和發達國家的財政貨幣政策變化,都可能對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政策造成影響。其三是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高科技技術廣泛滲透到金融領域、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金融創新,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金融業務形態、金融業務模式,可以說,帶來了一場深刻的金融革命,這也會帶來一些新的風險。這樣一些新的形勢,必然對金融活動、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服務產生巨大的影響。具體到金融風險方面,一是帶來、催生、引致新的金融風險;二是加劇、強化、放大原有的金融風險;三是加大防控金融風險的難度,對金融風險的預警、識別和處置都更加困難。

  事實上,2019年,包商銀行出現的嚴重信用風險、錦州銀行出現的流動性風險以及一些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的中小銀行面臨的風險,雖然有中小銀行自身的原因,也有企業和監管方面的原因,但與現在出現的一些新情況、面臨的新形勢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中小銀行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我國現有130多家城市商業銀行、1400多家農村商業銀行、30多家農村合作銀行、800多家農村信用社、1600多家村鎮銀行、近20家民營銀行。這么大的群體面臨的突出風險已經引起中央的高度關注。我們看到,2019年11月6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九次會議,專題研究深化中小銀行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等問題,提出要深化中小銀行改革,健全適應中小銀行特點的公司治理結構和風險內控體系,從根源上解決中小銀行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要重點支持中小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優化資本結構,增強服務實體經濟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通過這些舉措來防范和化解中小銀行面臨的金融風險。另外,金融科技同樣可能帶來新的金融風險,隨著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加速應用,科技驅動的各類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賬戶和數據的關聯性、交叉性不斷增強,金融活動的實時性和不間斷性越發明顯。大量業務由線下轉到線上,交易鏈條延伸擴展,交易行為主體間的連接模式更加復雜,與外部機構的聯系與合作更加廣泛,金融科技直接或間接導致金融風險的隱蔽性、交叉性、傳染性、復雜性和突發性更為突出。所有的這些變化都將給金融風險防控帶來新的挑戰。當然,外部沖擊風險等也需要引起我們高度的關注和警惕。

  夯實防控金融風險的制度基礎

  《金融時報》記者:針對這樣一些新的情況、新的風險,再加上過去長期積累的風險,您認為應如何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呢?

  何德旭: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長期性任務、根本性任務,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金融治理體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意和必然要求。從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視角,我覺得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思想上要始終繃緊防控金融風險這根弦,充分認識維護金融安全的極端重要性。歷史上,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慘痛的。我們注意到,“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維護金融安全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工作,多次就此發表重要論述,反復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抓緊抓好,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這為防控金融風險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金融風險的巨大危害,高度重視對金融風險的防控,既要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更要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持久戰。

  二是立足于當前,要密切關注局部性金融風險向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轉化。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面對的大多是區域的、單一的、個別的、局部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業務、金融產品等出現的風險。而金融活動、金融市場、金融業務、金融關系的復雜滲透,使得金融風險具有極強的聯動性和自我增強的傳播性,單個金融風險如果不能及時防范和遏制,就可能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迅速轉移、傳染和擴散,進而演變成系統性金融風險。歷史上出現的金融危機,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由于對單個金融風險防范不當或者疏于防范而引發的,2007年至2008年美國次貸問題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局部性問題演變為全局性風險”。因此,對于重點領域的金融風險,一定要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科學防范,防患于未然。

  三是著眼于長遠,要健全和完善金融制度,推進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問題,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之間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我國的金融制度是包括金融調控制度、現代中央銀行制度、資本市場基礎制度、現代商業銀行制度、金融監管制度、金融開放制度、金融保障制度等在內的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制度體系。這一制度體系全面規定了金融各方面事業發展的性質定位、相互關系、運行規則,是金融治理的根本依據。金融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要嚴格依照金融制度展開。只有構建起完備的金融治理體系、形成高效的金融治理能力,金融制度及法規才能得到切實執行,才能具體落實到金融治理中,才能使金融制度優勢真正轉化為金融治理效能,為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具體而言,要建立金融監管統籌框架,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和監管信息共享,針對新形勢下金融風險涵蓋范圍廣、關聯性強、傳導擴散錯綜復雜的特點,實施穿透式監管和宏觀審慎監管;健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早期干預機制,提升金融風險防范的主動性和前瞻性;推動金融機構切實承擔起風險管理責任,實現國際與國內、中央與地方系統性金融風險監管的協調;繼續完善會計審計制度,遏制企業的風險承擔傾向,打造金融安全的實體基礎;加快推進金融信息化建設;完善金融安全法律框架,加快推進防范金融風險的立法工作,加強金融機構公司治理機制的建設等。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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